摘要: 战后初期,为逃避GHQ的开除公职处罚,火野苇平发起了两次政治脱责诉愿,革职处分解除后的文学辩白则意在对冲官撰历史的罪责定性,其自辩尺度与盟军占领的政治环境之间都存在着显在的制约关系。针对官方的追责理由,火野及其旁证者以其愚直、被动的性情否定有关其战时“积极活动”之指控;又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者、反军左翼作家自认,否认鼓吹军国主义的过往。事实上,这种“对内人道,对外军国”的思想恰是亚洲诸国频频陷入日本侵略之灾的因由。火野将战败责任归罪于军阀,为天皇和士兵脱责,这是对法西斯军国主义从运动到体制的消解;同时将个人罪责归为爱国抗美,虚化了日本对亚洲诸国之战争责任。这种不彻底的罪责反思对理解以日本为代表的战败国战后思想具有重要的个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