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世界文学研究面临一个扩容悖论:它越是努力纳入更多的南方文学、边缘文学,就越是巩固了一套需要被扩容的体制:扩容预设了有待扩大的版图,版图预设了划定边界的中心。达姆罗什的“流通”模式将“世界”预设为文学旅行的既定疆域,“折射”“翻译获益”“疏离式介入”等核心概念均以北方学院为隐含的参照系。“全球南方”虽具批判潜力,但桑托斯的“知识生态”仍需“承认者”的位置,米尼奥罗的“认识论脱钩”仍依附于中心—边缘的二元框架。格利桑的“全-世界”关系诗学以“关系优先于本质”“不透明性的权利”“颤动”三重命题置换了问题本身,从“什么是世界文学”转向“世界文学如何发生”。其中,“克里奥尔化”概念以其不可预测性颠覆了“流通”的线性逻辑;“量的总体性”与“系统化的总体性”之辨揭示了“扩容”逻辑的实质;“在世界所有语言的在场中写作”将“不透明性”从伦理原则落实为语言实践。这一理论转向为中国比较文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路径:从万隆精神“求同存异”的辩证法出发,可以探索南南流通研究、跨语际不透明性批评、群岛式比较视域等方法论路径,重新理解“文明互鉴”作为世界文学研究的方法与目标——追求的不是谁的文学流通更广的“力”(force),而是在关系中属于所有参与者的“能”(puiss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