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媛媛

作者简介：华媛媛，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批评理论、跨文化研究。电子邮箱：hyyldw@126.com。本文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资助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CWW001）阶段性成果；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3DZW027) 阶段性成果；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资助成果；大连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化研究基地”资助成果。

尽管过去40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的重要力量，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很多方面，真正跨越边界的对话并未真正实现，比较文学中国话语体系仍有待建构。青年学者是我国比较文学发展的生力军，跨文化研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要求比较文学青年学者把握时代机遇，秉承前辈精神，发出中国声音。在此背景下，2018年7月31日，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委员会和大连外国语大学主办，由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社共同承办的“2018中国比较文学青年学者论坛”在大连外国语大学成功举行。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姜凤春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王宁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原会长、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北京大学张辉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委员会主任、苏州大学季进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院长张恒军教授以及来自海内外高校及研究机构的百余名青年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与会者围绕“世界文学语境中的比较文学”这一主题，提交了百余篇学术论文并作了精彩发言，针对比较文学视域下中国话语如何融入走向世界进行了有益探讨。

一、理论与实践：世界文学理论重审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世界文学理论”的探讨一直不断引发学者的热情。本次会议有6篇论文对世界文学理论或比较文学理论进行了探讨：有学者把世界文学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连接，赋予其新的政治能量；有学者对卡萨诺瓦和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理论进行比较；有学者探讨了世界文学理论对于比较文学理论建构的意义和局限；有学者深入分析了前苏联学者编撰的《世界文学史》背后的大国意识形态；有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模仿理论进行了独树一帜的清理和分析；有学者关注海外华人作家生存形态及其写作形态的新变化，呼吁研究者建构新的理论和话语模式。

本次论坛中除了对世界文学理论的反思，也有若干论文对世界文学实践进行了探讨：对萨义德“晚期风格”的表述进行研究；对如何挖掘、提炼中国本土文学话语资源的问题进行探讨；对福楼拜小说《圣安东的诱惑》的现代性进行分析；对北欧神话中的抗争因子进行重组；对汉学家对于晚清小说叙事现代性的论述加以研究；对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为特色的现实主义理论背后的文化政治进行探究；对时代背景下的西方文学经典的教学进行思考，等等。

北京大学张辉教授认为，应该在对世界文学理论的重审中研究如何回归文学本身，寻求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北京师范大学刘洪涛教授提出，青年学者在与西方主流话语进行交流和对话中应该坚持中国学者立场，阐释世纪之交世界文学理论和实践中的中国话语。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二、方法与路径：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探究

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指引下，国务院学位办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调整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反映了学科交叉和融合的趋势，顺应了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的合力加持下，比较文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比较文学研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中国比较文学究竟如何真正走向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方法和路径如何突破？

纪建勋在《迈向何种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指出，比较文学第二代、第三代学者对中国比较文学未来发展方向已经给出了诸多选项，乐黛云等人呼吁的比较文学“和而不同”新人文主义主张、严绍璗和曹顺庆等人倡导的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及其“变异学”研究、杨慧林和杨乃乔等人推进的神学与文学乃至经学在诠释学视域下的比较与会通、陈思和与宋炳辉等人对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探索、谢天振和王向远等人关于译介学的“新翻译文学研究”、叶舒宪和徐新建等人对于文学人类学“大传统”转向的推动、王宁与刘洪涛以及方维规等人对于“世界文学理念”的新思考、张辉和张沛等人对于比较文学思想史层面的贡献、孙景尧和和刘耘华等人在跨学科对话和平行研究方法论上的建构,等等，都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发出了中国声音。但即便如此，中国比较文学走向未来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道路任重道远，仍然需要青年学者在秉承前辈精神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并认真审视。

如果说上文在学科发展层面对比较文学融入世界提出了关切和忧虑，那么陈晓兰《比较文学视域中的海外旅行写作研究》则试图在方法论层面上对比较文学学科进行反思和突破。她提出，研究海外旅行写作应该突破单一的形象学研究方法，更应该在比较文学视阈下，对其展开跨学科研究。陈晓兰对于比较文学视域下海外旅行写作研究的探讨不但丰富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同时也为比较文学学科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课题。

三、译介与媒介：中国文学文化海外传播思考

谢天振教授在主旨演讲环节回顾了自己几十年从事比较文学译介学翻译研究的经历，向大家介绍了他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经验。在谢天振教授等人的推动下，中国的译介学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本次论坛也在译介学理论与实践方面展开了广泛探讨，不但有文学译介理论的探讨，也有对译介个案研究的剖析。如对英国汉学家的总体述评，对唐诗英译的专题研究，对《荀子》《墨子》《西游记》《三字经》等中华典籍的外译研究，对报刊连载的翻译小说的探讨，对传统诗学概念中翻译问题的剖析，以及对《儒林外史》《诗经》《易经》《浮生六记》，以及元散曲、北宋文学和陶渊明、林语堂作品在国外特别是在英语世界的评介、接受与研究。

这些研究关注中国作品在国外的译介与接受，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发掘文本在跨国旅行过程中经历的文化选择与创造性叛逆，以及文本深层蕴含的意识形态建构和中国形象塑造；管窥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浮现之旅和基本地形；还对翟理斯、西方传教士、葛浩文、重农学派等人物媒介展开专题研究，批判性地分析这些人物群体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等，对当今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和海外汉学研究提供了有益补充。

论坛还探讨了媒介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性，从传播学视角提出应该重视传播效果的评论机制。不少论文对麦家、贾平凹、曹文轩及先锋小说家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及研究进行了讨论；对英语世界具有代表性的传播中国文学的杂志《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进行了梳理与考证；对1950年代英文杂志《中国文学》推介中国诗歌的局限及政治策略进行了反思。特别是重点深入分析了麦家小说海外传播成功的原因及启示：一方面是译者、作者、出版机构、专业评论、读者大众形成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归功于麦家小说本身与世界文学叙事谱系的契合，如讲故事的方法、中国元素、中国传统的现代融合，都是麦家模式核心要素。苏州大学季进提出，如何与国际传播市场、国际出版界、国际翻译界等进行对接与互动还需要跨界合作。真正能够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是包括文学程式、阅读习惯、地方经验、翻译实践等各方面的合力使然。

四、前沿与传统：数字与人文联姻

放眼全球，小到手机软件中的电子书，大到人工智能，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数字化时代。传统人文学科也以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迎接这个新的数字时代，数字人文也应运而生，势头猛进。数字人文是一个交叉学科，将新的科学技术应用到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可被归入到这一领域。

本次论坛有关数字人文前沿问题的讨论，主题相对集中，主要涉及数字人文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特别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弗朗科·莫瑞狄（Franco Moretti）及其创建的斯坦福文学实验室。深处硅谷核心地带的斯坦福比较文学系，在数字人文领域发展迅速，成就斐然。莫瑞狄提出的“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概念，以其区别于传统“细读”，是一种借助于数字化手段的泛读，在巨量文本里通过收集数据并对修辞、主题、借喻、风格等结构要素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寻找范式和模型的研究方法。虽然这种新的对象与方法，在深化学科研究方面比之传统方法优势胜出几何有待讨论，但面对数字技术地震般的影响力，人文学者依然必须思考自己的责任：在线阅读是否足以替代纸上阅读？如果没有，我们更应该专注于数字化书籍，还是要更有效地保存和传播纸质版书籍？图像是否能够完成复杂话语的工作？思维的体验和文字表达构成的人文精髓在数字时代是被推进还是被迫倒退？这些问题，关乎人文学科的未来，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王宁教授在会上阐释了后理论时代的文化研究新态势。在他看来，后理论时代并非意味着理论的终结，而是标志着理论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认为，中国文学应该紧紧抓住时代契机，推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后理论时代，中国话语如何抓住时代机遇走向世界，是前辈学者对青年学者的期待，也是本次会议带给青年学者的思考。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球化时代，究竟如何寻求中国话语走向世界的新途径？如何跨越异质文明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如何有效建构比较文学中国话语？对于上述种种问题，学者们也都进行了积极的交流和有效的探讨。交流中彰显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都为当前中国的比较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相信也一定会在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中产生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