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 banner
无根与放逐时代的文化救赎:港台学界的存在主义接受 ——以1963年《大学生活》“存在主义专号”为例

刘雅静

20世纪50、60年代,香港与台湾几乎同时掀起存在主义热潮。那是一个无根与放逐的时代,国共内战与冷战地缘政治结构下的民族分裂及港台两地本土的政治高压统治(一为英国殖民统治,一为国民党威权统治)构成了存在主义接受的底色。一些有民族责任心的港台知识分子或显或隐地赋予存在主义一种文化救赎的想象:疗愈民族分裂创伤、复兴民族文化。香港1963年《大学生活》杂志的“存在主义专号”是反映这一历史现象的重要场域。这种感时忧国的文化想象能否真正“落地”则取决于知识分子能否正视本土现实问题,专号内的香港、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现出分歧:前者未能脱离冷战意识形态的窠臼,未能正视香港本土的殖民问题;后者则触及到台湾文化“西化”与政治极权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存在主义专号”的分析,透过彼时港台知识分子对存在主义接受状况,重新审视无根与放逐时代下的港台历史。